以数字化发展赋能思政育人内涵式发展

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传播方式，也形塑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肌理。继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教育数字化”写进党代会报告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推进教育数字化，赋能学习型社会”的时代性意义。面对技术跃进、媒介革新、观念重构的新情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建设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智能技术为提振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契机，开辟了新赛道。这要求思政工作者不仅要充分发挥技术要素在配置教育资源、优化教学环节中的工具性作用，更要从逻辑思维、顶层设计的维度推动数字思政的范式构建和机制优化，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化发展的深度嵌合与长效互济。

优化思政育人逻辑，激活数字思政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是做人的工作。”简言之，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和目的。就其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从意识、精神、价值层面对人的引导和塑造。数字技术和智能媒介不断影响着人们形成认知的拟态环境，也驱动着思政育人的逻辑思路因时而新。

第一，从独白到对话：构建交互共生的数字育人模式。万物皆媒、人人皆媒的网络空间成为开展思政工作的重要场域。要将单向式、灌输式的思政教育转变为全时域、交互式的育人模式。借助智能对话大模型，构建互动式教学场景，活化激励性的教学反馈机制。同时，完善受教育者学习行为的数据采集方案，利用数据分析和语言生成工具不断更新思政教育的话语语料库，对接当代人的话语惯习和日常经验，真正做到让受教育者成为思政教育环节的主体。

第二，从旁观到在场：强化具身参与的价值认同机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有较强的理论性、逻辑性，需要理性认识的深度介入。传统的直陈式教学放大了思政理论教学的抽象性，增加了受教育者的理解成本和内化阻隘。数字技术和智能媒体时代，要积极构建“具身—认知—认同”的思政教育路径。通过媒体仿真实验、虚拟空间营造、数字人交互等多模态媒介工具打造感官沉浸性教学体验。在此基础上，引导受教育者将具身性经验提炼为体系性、概括性的理论认知，最终沉淀为对思政内容的内生性认同。

第三，从认知到践行：打通知行合一的内化成长路径。囿于条件限制，传统思政教育难以突破时空局限，往往以宣讲的形式为主，也就难以呈现思政教育内容远绍历史、近涉现实的丰富可能性。数字时代，要以技术的勃兴为契机，实现“理论—实践—理论”的双向闭环。借助数智媒体积极开拓数字智慧平台，打造红色资源的数字活化工程。通过创新受教育者实践机制，实现理论学习的行为转化，将价值观念、精神感召、情感共鸣具化为志愿服务、场馆参观、远程支教、重走党史路等实践活动，以线上线下联动强化理论操演效能。

推动主流价值破圈，构筑数字集体记忆

网络媒介的社交属性强化了个体之间的链接，使人们由于兴趣、审美、价值等方面的相近而自发形成规模不一的虚拟网络群体。在大数据分析与算法推介的驱动下，网络群体之间的向心力逐渐强化，群体与外界之间甚至形成较为明显的认知边界和认同差异。对于思政教育而言，欲实现主流价值对个体的触达和引导，顺利推动价值“破圈”尤为重要。

一方面，思政教育要促成自身内容的“出圈”。数字时代的思政教育不再是也不应是孤芳自赏的“独舞”，而应打破领域隔阂、部门壁垒、认知关隘，形成“大思政课”联动机制，让思政教育走出课堂的限制，成为具有社会吸引力和公众影响力的“热点”乃至“爆款”。

另一方面，思政教育要实现对不同群体的精准性“入圈”。利用大数据擘画“群体标签”，借助算法定位和推荐机制，实现思政内容和受教育群体的智能匹配与垂直触达。同时，积极打破音视频、微短剧、电子游戏等媒介界限，探索跨媒介思政叙事，丰富思政教育的形态，尝试让思政教育和各种亚文化打破“次元壁”，推动主流价值和各类趣缘群体协同共振。

在此基础上，要强化个体对于民族、国家这一“大集体”的认同和归属。认同的持续往往有赖于记忆的延续。思政工作者要善于通过媒介仪式展演视听符号来构筑公共性、集体性记忆。巧借AR、VR等技术策划虚拟性媒介仪式或庆典，使人们实现跨地域、共时性的虚拟在场，让集体情感沉淀为个体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旨归。积极发挥大数据在数据撷取、数据储存方面的优势，构建“数字集体记忆档案”，使受教育者能够随时通过媒介复现场景，唤醒记忆，让思政教育成为链接个体与集体情感的精神纽带。

着力引导技术向善，重申人的主体价值

新时代，数字化技术作为绕不开的变量已经介入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和机遇，同样也带来了挑战。技术之本质并非技术因素，也绝非某种中立性的东西。技术的“类人格化”特征，使其在数字化自动化学习进程中潜藏着逃逸人类控制的风险。数字化思政工作的开展必须对数字技术存在的潜在风险加以重视。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工具性外壳容易使其成为意识形态的遮蔽，加之算法运行的不可见性，极易导致不良信息的侵入和有害思想的渗透。另一方面，算法扩张挤占人的思考空间，削弱人在思政教育传授环节中的主体性。为此，一是积极引导技术向善，筑牢技术应用的“价值堤坝”。要以主流意识形态嵌入算法设计和运行的关键环节，在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中融入思政伦理标签，从而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在网络环境中的传播声量，筑牢数字空间中的价值堡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时刻坚定主体意识、主动意识、主见意识，做好意识形态安全的守门员。更为关键之处在于，面对技术发展热潮，思政教育工作者要始终保持对技术的“冷思考”。思政教育者要始终怀有人本思想，致力于推动技术为人的完善而服务，而非成为依赖技术的附庸。

二是积极构建“教育者—数字技术—受教育者”之间和谐的三元关系。思政教育者要从知识传授者、课堂管理者、成绩评定者的角色，升维成“思想价值导引者”、“人机协同合作者”、“学生成长见证者”，强化自身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情感纽带，强化受教育者对思政内容的价值归附。数字技术要起到认知增强、情感拱卫、实践延伸的作用，为思政教育全链条、全环节服务，从而使思政受教育者尽快转化为积极的“价值共创者”“记忆书写者”“信仰构筑者”，真切、深刻地介入到数字思政的建设中。通过锚定人在数字思政中的定位，捍卫人的主体性价值，让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化路径上发展时，始终保持生动、真切的人文底色。

（作者：程晋红，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陈天来，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辅导员）